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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成乞丐了，朋友、同僚有难或者邀请，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。
有人说，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?他们有工资外收入，有灰色收入。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，灰色收入也好，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。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，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，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、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。一方面是僧多粥少、竞争激烈，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、生活艰难。要平步青云，要熬出头，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如果说有外快，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。
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。徐世昌家境普通，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，好在他教过私塾，以翰林编修之尊“重操旧业”，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，补贴家用。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，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。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十年。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，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。
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“打秋风”。“法定”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“冰敬”，冬天有“炭敬”，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，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“孝敬”的。如果运气好，交际面足够广，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。大快朵颐之余，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。另外，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，比如湖广会馆、绍兴会馆等等。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，却和商业关系不大。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，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。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，讨得回乡的盘缠，想发财是不可能的。
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，贪赃舞弊，狠赚一笔，改善财政窘境了。
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，比如曾国藩、徐世昌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(当官的必需)又缺钱少粮(客观情况使然)的窘迫生活，做着升官掌权、封疆治国的美梦。绝大多数人不像曾、徐那么幸运，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。
日后因为签订《南京条约》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，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，去求见抚台大人。没名没钱，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，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。伊里布倒没闲着，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若干年后，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，主政云南，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。科场案发生后，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。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，也是绍兴人，也喜欢骂人。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，骂官场陋习，骂俸禄太少。除了骂人，李慈铭就写书信、日记，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。
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，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，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。即便如此，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，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。
清朝末期，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。照此算来，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。光绪十一年(公元1885年)，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：六百八十一两八钱。而在光绪初年，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。李慈铭大为悲痛，他认为弟弟是“饥寒而死”的。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，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“酒食声色之费”的零头都不到。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，而是实在手头拮据，拿不出再多的钱了。
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，骂官场，骂自己。
说到最后，还是苦了鲁迅的爷爷周介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