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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来。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。
半个多世纪后，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。他就是鲁迅。
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，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，如果没有此案，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“叛徒”，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。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，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。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，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。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。
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：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，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?
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。如果官员不需要钱，行贿案就不会发生。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、乱喊乱叫，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。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，他需要这笔钱。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，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。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。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，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。
京官们实在太穷了，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。
咸丰二年(公元1852年)，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，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，竟然没钱回家奔丧。曾国藩当时42岁，历任朝廷各部侍郎，依然穷得丁当响。出京前，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，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。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久旱逢甘霖，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，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，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。
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，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?难以置信。试举一个中级官员、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。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，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。京城消费成本高，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。
明清两代俸禄奇低，有京官写曲抱怨说：“淡饭儿才一饱，破被儿将一觉，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。道只道，非唠叨，你清俸无多用度饶，房主的租银促早，家人的工钱怪少，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，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，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，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，况明朝几家分子，典当没分毫。”
一句“一只空锅等米淘”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，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，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，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。明清时期，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、藩臬甚至巡抚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。
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?
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，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。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，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，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，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。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，大半的月薪就没有。这还不算吃饭、穿衣、坐轿的钱。
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，父母需要供养、弟弟需要资助、老婆要买胭脂、儿子要上私塾，处处都得花钱。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，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。如果再纳几房小妾，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。
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。官场讲的就是人脉，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，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。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，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。随着人脉越来越广，应酬也越来越多。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。即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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